礼赞九秩，传承初心丨难忘的岁月——丁鹭飞

编者按：百年征程波澜壮阔，九秩西电风华正茂。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起源于1952年创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通信工程学院的雷达工程系，是国内最早开设雷达、微波天线、电子对抗等专业的院系之一。经过70年的建设发展，形成了鲜明的电子与信息学科特色和优势，在雷达、天线与微波、信息安全、人工智能等领域取得了一批重大标志性成果，培养了一大批院士、高级管理者、专业领军人才和三万多名相关领域的优秀校友，为国家建设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近年来，电子工程学院传承西电红色血脉，积极营造“立德、精业、创新、引领”的办学文化，在建校九十周年之际，学院开辟“礼赞九秩，传承初心”专栏，系列报道数十年来各专业开拓者、学科建设者、突出贡献者的事迹材料，展现学院前辈为国奉献、砥砺奋进的情怀与担当，并以此激励全体电院人团结拼搏、奉献一流，为建党百年和建校九十周年贡献电院力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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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鹭飞：难忘的岁月

 

■ 现场采访：刘建伟/陈彦羽 文字整理：陈彦羽

丁鹭飞，女，汉族，1934年2月生，江苏睢宁人，中共党员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教授。1952年2月，由大连工学院电讯工程系转至张家口集体参军入伍，继续在军校学习，1956年5月毕业于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雷达工程系（电子工程学院前身）。毕业后留校，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，任职期间，曾担任教研组组长、课题组组长、雷达工程系主任等职。1997年退休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。

记者：丁老师，当年您报考时的制度是怎样的？当时对电讯的认知很少，您为什么选择了这个专业呢？

丁鹭飞：我们当时报考的时候是全国分几个考区，华东东北区就是东北的学校和华东的学校在一起考，一个考区里可以报1-3个志愿，各区发榜的时间都不一样。当时我在杭州上海这一带，既可以报一个华东东北区的，又可以报一个华北区的，我两个都报了。我考了以后，华东东北区先发榜，我被大连工学院录取了，大连工学院是大连理工大学的前身，最早是大连大学，后来工学院变成大连工学院，医学院变成大连医学院，还有一个外语学院。当时大连工学院就把发榜的名单登在了报纸上面，看到报纸，就知道被录取了，同时通知什么时间集合报到，报到之后就将新生集体乘火车带走。我到了大连之后，华北地区也发榜了，母亲告诉我清华的录取通知到了，我就很犹豫。当时年龄还小，一个人出门在外，所以心里就很纠结，我可以跟大连的学校说我不在这里读而去清华，是有这个自由的，但这边老师还给我做工作，说大连有多么好，所以当时就留在了大连。关于专业，当初家里说去学个医吧，但我怕动刀，在中学时我数理学的比较好，家里说去学理工吧，那时候工业建设需要，所以就考了工科。至于工科的志愿也都是盲目的，我清华报的是化工专业，那可能就到了化工系统。与清华失之交臂，进入了大连理工，后来又有机会进军校。

因为那个时候一般工学院没有单独的电讯系，只有电机系，电机系里边有一个电力组，搞强电的，还有一个学电讯的弱电组，只有强电和弱电之分。而大连工学院那时候，从国外回来一批专家，从香港来到大连，他们觉得弱电放在电机系里面不太合适，因为信息的发展已经很快了。大连工学院成立电讯系是全国第一个，所以我们考试的时候不知道电讯系，就是考的电机系，准备在电机系里边学弱电，弱电就不是搞强电，就是搞电讯了。东北刚解放的时候，1950年，我们都到了东北，一看有个电讯系是搞弱电的，所以我们到大二的时候就由电机系转成了电讯系。

记者：丁老师，你是在什么时间参军的？当您听到参军这个消息时心情是怎样的？

丁鹭飞：我是在大二时参军的，因为电讯系关乎军队的建设，抗美援朝时期，那个时候主要搞通信，部队很需要，于是整个系连老师带学生全部参军了。一参军就换上军装，就进军校了，电讯系参军搬到了张家口，就是西电的前身，当时是军委工校。我们去的时候就知道部队需要人，去了以后学业继续，还是技术学习，因为老师也都去了，整个系都搬去了。当时女学生不是很多，原来抗美援朝参军的一批女同学，因为一开始学习苏联，授衔女军官的比例很少，所以把女学生全部转业到地方了。我们因为大学学了好几年了，快毕业了，就留下来了没有转，一直学到毕业，最后的毕业证发的是通信工程学院的。毕德显院士当时是我们的系主任，还有很多老师。这个系在我们来张家口之前是军委工校的一部，主要是学工程的，当我们整个系搬到张家口以后，师资力量就强了，不久就改成通信工程学院，就正式变成学院了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建制，学院里面系就分了，包括：无线系、雷达系、有线系、计算机系。原来只是学工程，而且是通讯方面的多，成立通信工程学院以后，紧接着是学苏联，基本上是按照苏联红旗通信学院的框架，就有了通讯系：无线通信、有线通信、雷达系统等。

听到参军的消息还是比较高兴，当时抗美援朝参军不容易的，特别在东北，学生比较少，好不容易从南方来了一些学生，南方参军比较容易，北方的学生特别是东北的学生从学校直接参军的比较少。

记者：丁老师，您刚才提到参军之后就从大连搬迁到张家口，您能给我们讲述一下张家口时期的生活吗？

丁鹭飞：张家口是塞外，当时是很苦的。我们就住在张家口胜利公园旁边，住的就是日本兵住的兵营，矮房子。张家口温度比较低，宿舍就烧煤炉，住在炕上，是连铺炕。做学生的时候，那个炕上大概要睡七、八个人，一个挨一个。一般是进屋以后是一排炕，炉子只能放在一个地方，离得远的就会冷一些。当时是烧有烟煤，很呛。因为是有烟煤，火比较旺，所以烧得很快，在半夜值班的干部或同学就来加煤，加煤来保持这个炉子是热的而且还不能把同学吵醒。吃饭就在食堂里，张家口吃面食比较多。在大连我已经锻炼过一段时间了，大连的生活也很艰难，在大连的时候，主食是苞米，吃苞米蒸的发糕。现在认为粗粮是很健康的，但是当时天天吃就受不了了。而且苞米蒸的发糕，这一顿吃不完，剩下的再蒸一下再吃。我在大连的时候，每个礼拜有两次加餐，吃一顿米饭，吃一顿馒头，其余时候都是吃发糕。在大连吃了一年多苞谷面，所以到了张家口还是可以适应的。那时候年轻，我们南方人去的很多，因为刚解放，大家都愿意到老解放区去，所以就到了北方。那个时候还有一些华侨，我们班就有几个华侨。刚解放的时候，很多海外的华侨就回国了，是华侨的子女回来了，他们的父母可能还在外面，那些华侨子女回来读书，有香港的、东南亚的。这些华侨一开始也在大连，然后一起到了张家口。

记者：你们从张家口搬到西安，您初来西安的印象是什么？到了西安之后的生活又是怎样的？

丁鹭飞：58年我们搬迁到西安，当时搬迁不容易，还要带上设备，学生是用车皮拉过来的。当时我们准备搬迁的时候，西安校区已经建设了。我刚来西安的时候，这一块周围都是麦地，是一个郊区，现在我们看主楼很矮了，当时主楼是很高的一个建筑。现在白庙村都挤得满满的，沙井村就是最近十几年建设的，那个时候全是麦地，我们要到最近的西工大去都没有路，二环这片都没有路，跟农村一样，踩出一片地来就是一片地。

学校是58年搬到西安的，搬过来不久搞科研大会战，我们一些教员就抽出来搞课题。当时成立了五楼研究室，研究课题的人在五楼。进入五楼是个很难的事情，主要是要审查家庭、社会关系。到五楼的政审比较严格，上五楼还要有专门的出入证。当时雷达的课题就有好几个，还有和外单位合作的，我当时所在的组就和航天部二院合作。五楼都有通宵灯，里面的同志们都是加班加点。我当时还没有孩子，每天都待在研究室做研究，课题也取得了一些进展，后来59年以后，因为有了孩子，我就下来了，他们那个课题还继续，有一部分没有做完，二院就去做了。

记者：丁老师，从张家口搬到西安之后，又有一次搬迁的经历，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？

丁鹭飞：因为雷达很重要，要专门成立一个学院，于是就成立了雷达学院，搬到了重庆，雷达和雷达有关的专业都去了。雷达学院大概成立了两年左右，又发生变化，这个学院要一分为二，一部分归国防科工委，主要是搞研究的；一部分归总参通信兵部，主要为部队服务。那两家都需要专业人才，所以就把雷达学院一分为二，一部分从重庆回到西安，我就又回来了。雷达部一分为二，一部分归国防科工委，一部分归总参通信兵部。然后把西电的通信专业一分为二，一部分归国防科工委，一部分归通信兵部。到了66年转业的时候，上面的精神是认为西电的专业主要是技术，和部队直接方面联系不大，我们就整建制转业了。

当时我们留在重庆或是回到西安都是组织划定的，就是分配你到哪你就去哪。留在重庆通信工程学院的干部保存下来的一部分人，后来又到了南京成立了通信工程学院，毕德显院士去了南京，他是从重庆到南京，是那个学院的副院长。

记者：丁老师，您毕业之后完成了从学生到老师这一角色的改变，您从教时期的情况是怎样的？当时雷达还是新事物，招收的学生多吗？

丁鹭飞：我毕业之后就留校了，留校当时有一定的比例，因为学院刚成立，早期的几批学生相对来讲有一点优先权。戴树荪老师在大连的时候比我高一届，樊昌信老师是北大毕业，保铮院士也是我们那里的，和戴老师是同班的，他们在大连工学院的时候比我早一届，后来他们是按照正规的大学四年就毕业了，我们这一班学习苏联，课程里面加了很多东西，我们学了五年多。

因为我是雷达系毕业的，留校后就在雷达教授会做教员，教授会就是现在的教研室，教授会这个名字可能是跟苏联学的。那个时候我们雷达系大概分了两个教研室，一个是雷达基础方面的，搞有关雷达基础的，如自动控制等，我所在的教研室是搞雷达军用机的，又叫军用机教授会。上世纪60年代成立的雷达教研室有40多名教员，戴老师是教研室副主任。发射组专门搞雷达发射机，接收组专门搞雷达接收机，导航组搞导航，雷达组搞雷达，有四个组，每个组有10多人。当时老师们都有军衔，在部队里面收入比地方相对好一些，教研室老师之间特别明显的上下级关系，关系都很融洽。

当时西电的雷达工程系几乎是全国第一家，以后像北工、清华才陆陆续续有了雷达系，所以我们比较早。后来有雷达专业的就比较多了，改革开放以后要加强基础。之后雷达不作为一个系，而是在电子工程系下面有雷达方向。因为当时我们是第一家，实际用的教材主要是自己编的，编的时候老师们就看材料看资料。50年代苏联的书籍比较多，所以我们主要是看他们的书，然后把他们的书和课程结合起来编写我们的教材。也有个别是翻译的，还有较少整个翻译过来的，主要是老师们自己看，看完消化之后自己编写。

那个时候雷达系的学生每年一个班，一个班几十个人。由于学生直接为部队服务，就要学军用机，军用机有几部典型的雷达，有跟踪雷达、搜索雷达等。学生还要到机器上去实际操作。学生毕业之后总的来说是到了部队，但是真正下部队的不是太多。军校留了一些学生，刚解放时我们国家只有一个雷达修理厂，自己不会做雷达，就把收缴的雷达进行修复，然后仿造。第一个五年计划特批，把我们这一届学雷达的一部分人就转到地方上去了，他们学习俄语，学完俄语之后准备派到苏联去接产品，接回来之后仿造，所以我们班里很多人去做这个事情了。后来中苏关系恶化，他们就留在工厂研究所搞技术。现在我们雷达方向有一位院士，王越院士，就是我们班毕业的，毕业之后本来应该到苏联去，后来没有去成，就留在了研究所里，他工作很好，现在在北京。

记者：丁老师，您从教多年，诲人不倦，为什么您编写的教材成为教材畅销书？您当时是怎么样组织编写教材的？

丁鹭飞：我们编写教材的时候是非常认真的，因为白纸黑字写在这个地方，写下的话自己要负责一辈子，再者教材写了要影响很多人，如果写的不对的话你自己也过不去，你传递了错误的东西给别人。编写教材应该是多年教学的积累，好多问题是你上课怎样讲解别人是容易接受的，而且能把基本的规律反映出来。编教材的人一定要是讲过课的，自己对这一门的内容比较熟悉，而且教材本身不是资料的堆砌，而是知识有机的贯彻。所以我们这个教材八零年是全国统编教材，我们负责的这部分根据使用情况有所修改，原来很厚，后来分成一个雷达原理，一个雷达系统，雷达原理部分又根据技术的发展逐步修订。我认为好的教材关键还是内容要好，讲述的方法对人的思想有所启发，不是死板的东西，是活的东西。有人找我继续编写第五版的教材，我说我不能写了，因为我脱离教学实践很长时间了，我写不出新东西来了，创新不出东西来了。教材编写是需要花心血的，不能随便编写。

编写教材时，是整个团队去编写，而不是一个人完成的。我当时主要采用统一编写思绪，再分配任务的方式，通过发挥每个人的长处，把思想贯穿下来。雷达牵涉的面很广，哪个人熟悉哪部分就负责哪部分。编写教材时人与人要相互信任，把物质和名利看淡，既不能做损人利己的事情，而且还要让利，假如把这个放开，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容易处了。我们那个时候思想非常单纯，单纯到我这一辈子能做一点有益的工作就觉得比较满足了。目标看远一些，定位在认真做一些工作，干成一些事情。

记者：您能给我们举几个当时学风或者教风严谨的例子吗，比如集体备课，编写教材之类的，您亲身经历的或者是教研室做的。

丁鹭飞：不光编写教材，当时教师在备课上的责任感是很强的，一心想把课程讲好，而且讲的一定要让同学搞清楚。每堂课都要搞得很清楚，所以教师准备一次课花的精力是很多的，这堂课没有备好真的是饭都吃不下了，课首先要自己把自己讲通了，然后什么地方不行，查有关资料，旁证你这个说的是对的，所以备课是非常严谨的。备课之后要试讲，新教师试讲的次数要多一些，教研室主任也要试讲。试讲时，教研室的同志一起听，因为都是内行，一听哪个地方讲的不对、不合适，都要给你指出来，所以试讲的时候，讲课的老师很认真，听试讲的老师也是很认真，存在什么问题肯定要指出来。教学上试讲指正的方式主要是两种：一个是教研室试讲，另一种是老师讲课的时候组织大家都去听，然后评价。那个时候对讲课很重视。

记者：您觉得军队作风对人才培养的“西电现象”有什么影响？您认为怎么把西军电的优良传统融入到当今人才培养上？

丁鹭飞：部队的管理很严格，学生年轻的时候自由散漫，有一些不好的习惯，那个时候有行为规范，要按时起床、上课，在管理上还是很严格的，年轻的时候把一些坏习惯整治过来，那个时候还要上军事课，半夜去野外拉练，给你一个地点，你看着地图回来，可以增强生活能力。学术上的自由要有，培养一些吃苦耐劳的品质是好事情。

我认为西电的学风是比较扎实的，你懂就是懂，不懂就是不懂，所以我们教学的时候也是一定要先把这个问题搞得很清楚，而不是稀里糊涂的，因为真理是很简单的，是不是事实也很清楚。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很强调概念要清楚，要把这个问题本身自己搞清楚，我觉得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。再者是实际的肯干，不是只耍嘴皮子，是扎扎实实去干。搞一些东西出来还是需要这种踏实肯干的作风的。

现在我们的学生在外面还是比较受欢迎的，学生基础比较好的，动手能力比较强。当时有实习工厂还有实验室。学风比较好，作风比较扎实，肯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