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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铮院士:以人为本关键是建设优秀的教师队伍

2010-05-12来源: 西电新闻网浏览次数:

      他有传奇的人生经历,青年时代跟随毕德显院士从大连来到学校;“文革”结束之后,在封闭风气仍很浓厚的西电,他是学校第一个担任系主任的知识分子;知天命之年,他曾主动从副校长岗位退下来,潜心学术;两年之后,他复出担任校长,通过拓宽学科面,倡导教学与科研并重,把学校带入快速发展之路——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保铮教授。

  从1984年到1992年的八年间,保铮教授担任西北电讯工程学院院长、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,这一阶段,正值中国高等教育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,步入快速提升和发展之路的黄金时期。2009年5月22日,在新科技楼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,年过八旬的保铮院士,接受了《西电科大报》的专题采访,深情向我们回顾了他在担任校长期间学校发展过程中的点点滴滴。

保铮院士:“以人为本”在高校关键是建设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

■ 采访/撰稿  强建周  秦 明  吴秀霞

中国科学院 保铮院士

  “朱仕朴说不对,他说不是让我去当系副主任,是叫我去当系主任。我说主任不是人家邓超吗?他说,我们决定邓超当副主任,你去当主任!就这样,我从教研室副主任变成了系主任。”

  西电科大报:从1984年到1992年,您出任学校院长、校长(1988年学校由西北电讯工程学院改名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),请给我们讲讲您的这段人生经历。

  保铮:关于这个话题,我想讲的稍微更早一点。我的情况大概是这样的,在文化大革命之前,我的行政职务是教研室副主任;文革期间,被打成“反动学术权威”,关进牛棚;改革开放之后,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,我还是当教研室的副主任。

  西电原来是一所部队院校,那时知识分子能够当得最大的“官”,就是教研室副主任了,院、系一级的领导,都是老干部,文革之前都是这样。到了文革以后,改革开放,学校也已从部队转到地方上,情况开始有所改变。

  1979年秋,我当时还是教研室的副主任,时任学院党委书记的朱仕朴同志找我谈话,叫我到系里去工作。我说自己没经验,一直推辞不去。后来他说,党委都研究过了,你还是要去。我这个人,组织的决定还是服从的,后来也就同意了,打算去协助系主任邓超同志的工作。

  朱书记说不对,他说不是让我去当系里的副主任,是叫我去当系主任。我说主任不是人家邓超同志吗?他说,我们决定邓超当副主任,你去当主任!就这样,我从教研室副主任变成了系主任,邓超同志则由系主任变成副主任。系领导还有党总支书记蒋炳煌同志,我主要抓教学和科研,其它工作都是他们两位承担。我没有经验,但我们配合得很好。

 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,当时学校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还是很认真的。那个时候,在西电知识分子当系主任的,我算是第一个,后来又陆续增加了一些。

  西电科大报:听说您在后来正式出任院长之前,还当过两年的副院长,中间又退了下来,有这回事情吗?

  保铮:有的。1980年10月,我在外地开了几个会后,来到南京14所参加一个关于远望号雷达的鉴定会,去了以后,人家把我的职务填成了副院长。我说我不是副院长,我是系主任呀。实际上,电子部当时已经对外公开了这个任命,可我还不知道。

  这一年秋,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,学校的领导班子作了调整,共有三位知识分子走上了副院长岗位,胡征、王一平还有我。让我当副院长,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,就这样宣布了,我也就服从组织决定当上了副院长。

  到1982年,当时强调领导班子“革命化、年轻化、专业化”,学校的领导班子又作了调整,一批老干部从校领导岗位退了下来。那时候我也提出来不再当学校领导。当然,我不是因为年龄原因,我才五十多一点。那时我想,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太多时间,学术上已经落后太远,所以我想集中时间在业务上补补课,今后能真正做点工作。我的老师毕德显支持我的这一想法。后来孙俊人老师也同意了,他当时是电子部的副部长,分管教育。

  当年,上级领导来宣布新的领导班子的时候,同意了我的请求,同时说要在大会上讲一讲这个情况。因为好像一个年轻领导干部应该是犯错误了才下来。我说最好不讲,不过上级领导在大会上还是讲了。

  我退下来,部里领导还是支持我的。其实那个时侯这样的事情并不鲜见,报纸上整天都在宣传干部要能上能下。

  西电科大报: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一心致力于学术,那您又是怎么重新当上了院长?有什么样的时代大背景?

  保铮:实际上,1982年我从副院长岗位退下来的时候,组织上曾经和我讲过这个话,你现在要下来可以,估计以后还可能让你上去。我说以后的话以后再说。

  1984年,部里要在校内挑选一个院长,传说的条件是:最好五十多岁,还要是博士生导师。这不就是说我么?学校当时就两个博士生导师,胡征教授和我,胡征教授年龄超了。组织上要我当院长的时候,一开始我是不敢承担的。我当时想,西军电这个学校,过去有光荣传统,影响也很大,按照我的能力来当院长,有点不太适合。后来,欧阳文副部长找我谈话,说这是组织经过认真讨论决定的,鼓励我要勇于承担。既然领导这么决定了,那我也只好服从。

  那时候还有这样一个情况,前院长杜义龙同志一再提出来不当院长,在我面前就说过好几次。他总觉得别的学校的领导都是知识分子,自己是老干部,虽是高工班毕业的,总觉得自己和当时社会的大环境不适应。

  前面提到了,这个时期中央对干部提出了“三化”,除了革命化,就是年轻化、专业化,提的比较高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我也就勉为其难,来当这个院长。不过我知道自己的缺陷,我这个人比较主观,性子也急;不过呢,我也比较敢干。你要叫我干,除非我不干,否则我还是敢干的。

  西电科大报:上任之初,摆在您面前的困难是什么?

  保铮:上任后我也意识到了,像我这种情况,干起来也确实有一定的难处。改革开放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是中央决定的。但要在具体单位贯彻执行还有不少问题,首先要统一各级领导的认识。那时候处长、系主任基本上还是老干部,不像现在,都专业化了。当然,我的意思不是说老干部不好,他们都是很不错的。我的意思是说,他们更习惯部队的管理方式,对开放型的办学不习惯。这些老干部,在过去都是我的老上级。我在部队是大尉、副营级,他们都是校官,级别都比我高。面对老上级,开展工作有难处。

  另外,我们学校的传统是知识分子不当官,现在叫我到领导岗位上去,确实我有难处。

  西电科大报:学校当时的情况怎么样,有什么优势和劣势?

  保铮:西军电确实还是有点名气的,作为一所部队院校,它有优点也有缺点。

  优点是,学校是在部队里、在战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,虽然转业有几年了,但那些革命的优良传统还在。比如说为人民服务的意识,较强的纪律性和艰苦朴素精神等等。这些传统,现在在我们西电还起作用。

  同时,部队院校也有明显的缺点,那就是封闭。那个时代,我们国家一直是封闭的。国家封闭,高等院校也封闭,部队的院校就更封闭。这种封闭表现在:部队强调垂直领导,学校跟外界很少联系,和地方几乎是隔绝的,即便跟电子部和同在西安市的高校也是没有来往,只接受通信兵部领导。由于业务需要,与有关部队和国防电子厂、所有些来往。

  西电科大报:您刚才提到西军电还是有点名气的,这个名气来自哪里?

  保铮:西军电的名气,在文革前主要是在部队系统,西军电长期以来为部队培养了大量干部。另外和一些国防电子厂、所也有一些联系。我们学校搞通信、雷达在全国是最早的。作为我们党亲手缔造的第一所工程技术学校,国家对学校是很重视的。早在张家口的时候,毛主席、朱总司令就亲自为学校题过词,多位元帅都曾亲临学校视察和指导工作。1960年,学校被定为全国20所重点大学之一。

  校领导班子里的老干部都很好,他们拥护改革开放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,勤于工作,勇于负责,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工作上的不足。我们就是这样,团结一致,一点一点地打开了局面,把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,按照教育规律办学的理念,逐渐在学校树立起来了。

  西电科大报:我们知道,您和您的老师毕德显都是从大连工学院(现为大连理工大学)调过来的,请给我们回忆一下这段历史。

  保铮:这件事大约是1951年决定,1952年初正式调过来的。当时我还是学生,具体情况也是听来的,可能不完全准确。

  当时是抗美援朝时期,现代化战争需要雷达,部队要培养雷达方面的技术人才,急需开办雷达专业。当时部队里没有合适的人选,不知怎么就提到了毕德显。说毕德显在美国八年并在RCA无线电公司工作过,搞过微波,懂雷达。

  部队当然不能直接去找毕德显。他们就给周总理汇报,说部队里需要懂雷达的人。周总理就问,在我们国家哪里有这样的人?他们就提到了毕德显。周总理问了问毕德显的情况,说那好,就把毕德显调到部队里来。周总理又补充说,光调毕德显一个人还不能起作用吧?是不是把他这个单位整个调过来?就这样,就把大连大学工学院的电讯系,连教师、学生和仪器设备,都搬到了张家口军委工校(我校前身)。

  西电科大报:毕德显的加入,对当时的学校产生了什么样的改变?

  保铮:大连工学院电讯系的整体并入,对于原军委工校产生的变化很大。

  因为军委工校建立之初,虽然从全国搜罗了一批专业人才,但专业人才还是比较少,因为那时许多知识分子对共产党还缺乏认识。这些人中,有一批1949年刚刚毕业的大学生,比如像蔡希尧同志等;另外,也请了一批老的教师,比如像金有巽教授等。他们中的很多人水平不错,但多数人毕竟是刚毕业,或刚参加工作不久,也没有形成团队。

  毕德显从大连带过来的就不一样了,是一个比较完整且水平较高的教学班子。在这批教师中间,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就有4位,毕德显、吴鸿适、胡征和周光耀,其他还有相当多的教授、副教授和讲师。这些人到了张家口以后,学校教师队伍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专业人才得到充实。

  西电科大报:除了毕德显率师生加盟外,当时还有其他的力量补充到学校来么?

  保铮:这个时期,也就是1951、1952年的时候,学校不断从外面吸收了很多人。比如像吴万春、樊昌信同志等,就是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来的;叶尚辉、谢希仁、汪茂光同志等,是从清华大学毕业分配来的,他们都是高材生。

 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,学校已经搬到了西安,发展得也很不错。不过和陈赓大将抓的哈军工相比,实力明显较弱。这时候,中央组织部认为还是应该加强西军电教师队伍,就从地方院校调了一批讲师以上、业务能力比较强的人,充实到学校的教师队伍中,大约有60多位。如像肖国镇、陈开周同志等,就是这样的情况。

  可见,党和国家对我们学校的发展还是很重视的。所以在文革之前,由于中央重视,学校还是有比较好的基础。

  西电科大报:当时全国有20所重点院校,其中就有西军电,您如何看待?

  保铮:确实是这样。前面已提到,在1960年全国20所重点高校中,部队院校有3所,西军电就是其中之一。现在我们经常说这个事情,其实这并不代表当时学校的水平。计划经济时代嘛,这个称号是由上面指定的,主要是看单位对国家的重要性,不是靠学校的水平。

  当然,学校也是有一定实力的。一方面中央领导比较重视学校,不断通过行政指令调人,学校的师资队伍还是不错的;另一方面,上级拨款也很多,经费比较充足。

  西电科大报:在计划经济时代办学,部队院校在调人这些事情上很方便,在教育教学方面还存在哪些不足之处?

  保铮:当时基本是按照管理部队方式来管理学校。校领导级别很高,都是少将、中将,带兵打仗肯定在行,不过在高等教育方面确实不是很内行。怎么按照教育规律办事,还比较欠缺,所以也做了不少蠢事。比如1958年的教学改革,就批判过牛顿、麦克斯威尔,搞得很乱。当时还提出“拔白旗”,毕德显、蔡希尧同志等一批教学上起骨干作用的专家都靠边站了。

  那个时侯提的口号,现在就很难想象。比如当时提出来,如“满堂红”,要求全班学生都得五分(当时实行的是五分制)。又如要求哪里有学生哪里就必须有教员,教员要围绕学生转,不叫一个阶级兄弟掉队。管理上也是很死的,教研室主任每天晚上都要去办公室,检查教师是否在备课,连到图书馆都要去请假。

  部队的纪律性强是好事,不过用它来管理教学是不行的。学术要求自由,因人而异,不能够被统得那么死。后来,我当上院长后就提出:管理上要从严,但教学上要搞活。因此,那些诸如晚上必须去办公室、晚上必须按时熄灯的政策,我都把它废掉了。

  西电科大报:您是怎样一步步改变上面提到的情况呢?

  保铮:上面已经提到,学校当时的管理很死、很封闭。那怎么改变这个状况,同时又保持优良的传统呢?那时候学校党委书记是丁开政同志,副书记是井连庚同志,还有副院长蒋炳煌同志,他们三位都是老干部,我依靠他们比较多,他们对我的支持也很大,鼓励我放手工作。当时我们认为学校既然“下海”了(指从部队转业到地方),就要学会在海里游泳,要按地方大学的方式来做。把管理过死的做法都废除,提出“管理从严,教学搞活”。当时虽然将不少知识分子提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,但老干部还是主要的,如何处理好其间的关系是很关键的。举几件小事说说。

  一是工资。以前学校一律按照行政级别拿工资的时候,我没有老干部拿得多,更没有院领导拿得多。改革开放后,教师按高教级别,我的工资排到好多老干部前面去了,一下子工资比他们高了好几级。不过他们都非常通情达理,不计较。

  二是住房。那时候学校开始盖新宿舍。为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,分新房子的时候,我提出先给教授分,老干部稍微晚一点。这个政策蒋炳煌给系、处领导讲的时候,下面拍案而起的都有,说你们要不要老干部?蒋炳煌也厉害,你拍桌子,他也拍桌子,还质问对方,作为老干部,难道这点照顾知识分子的政策都不懂吗?

  住房的问题之所以这样决定,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。一则老干部的住房条件本来就好些,一般住的是三间套,而教授、副教授原来的条件就差一些,给他们分房子无非是为他们在生活上创造好一点的条件;二则不是不给老干部分房子,只是晚一些罢了,无非是个先后的问题,楼还是要继续建的。

  面对工作中有不同看法时,校领导班子里的老干部都很好。到了后来,开会宣布某些敏感的知识分子政策时,他们经常叫我不要说,他们来说,这其实是在保护我。我们就是这样,团结一致,一点一点地打开了局面,慢慢地把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,按照教学规律办学的理念,逐渐在学校树立起来了。

  在西军电时期,学校主要工作是培养学生、抓教学。我上任以后,提出要抓科研,甚至提出教学与科研并重;我们做的工作——把专业面拓展,把科研工作抓起来——到后来都有了较好的成效。
  我在当校长期间,给自己立了个规矩,我说我不能离开教学,每年必须上一门课,这一直坚持到我离任之后。

  西电科大报:为了快速提升学校水平,当上校长之后,您当时都采取了哪些措施?

  保铮:如何把学校搞上去,确实很难,好在学校的基础还比较好。我们采取了如下措施:

  一是跟上形势招收研究生。改革开放以后,高校开始招收研究生,博士、硕士点的建立要由全国学位委员会评审通过。八十年代初期,学校只有两个博士导师,胡征教授和我。博士点只有通信与电子系统学科这一个。一直到1986年,叶尚辉教授拿到机械学科的博士点,同时又增加了电路、信号与系统的博士点。这样学校的博士点才增加到了三个。我们把博士点建设放在重要地位,通过它来提高学科水平。此后,我校博士点数有了较快的增加,一些学科的水平也得到了相应提高。

  二是把学科面适当展宽。当时我们意识到,我校的电子学科领域,在国内高校里有一定优势,不过学校的学科面太窄了。我们就想把学科面适当展宽。当然要像综合性大学那样展得很宽,是难以做到。怎么展宽?要选择与电子关系密切的学科,如机械学的电子机械。要培养高水平的博士生,必须给他们打好基础。数学、物理都要加强,特别是数学更要加强。所以我们的数学系成立比较早。后来,物理学科也成立了系,并都较早地建立了博士点。

  三是抓教学的同时抓科研。在西军电时期,学校主要工作是培养学生、抓教学。我上任以后,提出要抓科研,号召教师不能光搞教学,教学以外还要搞科研,甚至提出教学科研并重。当时还没有认识到提高科研水平本来就是高水平大学的任务之一。只是认为教师只有通过科研才能不断提高学术水平,以及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教师这两个能力不高,怎能教出高水平的学生?

  西电科大报:推行这些举措的过程中,遇到阻力了吗?

  保铮:不久以后,就有人开始批判我们,说我们校领导有“三重三轻”:重科研轻教学,重理论轻实际,重专业轻基础。这个帽子扣得是够大的,而且是一些骨干提出的。

  我就公开反对这种提法。这个帽子扣不到我脑袋上。我一直从事专业基础课的教学,而且工作量很大,也得到学生们的好评。至于实践,我参加工作前三年有一半的时间在实验室工作,后来多次到研究所和工厂参加产品研制,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,得到那些单位的好评。我敢说我对教学和实际都是重视的。当然,如果说学校在某些课程上有不够重视实际,这是可能的,应当改正。如果以此而概括西电的全貌,就有问题了。

  实际上,他们的批评不符合学校全面的情况。如果说西军电这个学校重理论、重科研,那么有影响的科研成果有多少?理论水平表现在哪里?实际情况有点反过来,我们的教师还比较重视实践,许多教师到有关厂、所能够解决一些实际问题,不过理论方面应该说是相当欠缺的。除了个别学科外,在一些学术刊物上很少见到我校教师发表的文章。我校教师编写的教科书是比较多的,但专著很少。由于在理论成果方面的欠缺,影响了博士导师评审的通过。重视理论方面的研究,多出理论方面的成果,正是当时西电亟待解决的问题。

  我们认为科研与教学、理论与实际、专业与基础都要重视。根据当时学校的状况,特别提出重视科研和重视理论基础是非常必要的。我们做的工作——把专业面拓宽,把科研工作抓起来——到后来都有了较好的成效。应该说,后来3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立,为学校科研工作的长足进步起到了较大作用。

  西电科大报:1985年正值全国高校教学改革之际,学校招收了一批免试的本科生,您对此怎么看?

  保铮:我不主张免试。我总觉得当时高考的做法确实有问题,不过没有更好的办法代替。我认为所谓的推荐上大学,在当时社会风气的条件下,第一年、第二年招生估计问题不大,可能还能按条件办事招得比较好;再继续这么搞下去,人家花样就多了。所以。我不主张搞推荐免试入学。不过上面叫我们搞,那我们还得搞,只是强调要注重质量,抵制不正之风。

  西电科大报:不得已而为之,或者有些措施明显与当时的政策有出入,这样的例子有吗?

  保铮:有的,比如捐资助学。八十年代的时候,毕业生的工作去向还是由组织分配,我们的毕业生比较受欢迎,不少用人单位争着要,有的单位甚至提出来要给我们一些资助。在是否接受这种资助的问题上,有人有不同的意见了,说我们是在卖学生,他们还提出国家教委有文件,不准搞有偿分配。

  我说这怎么叫有偿分配呢?我说这是两回事。他资助我办学,也是产学合作,我们在分配方面稍微有些倾斜,这也是应该的。因此我说,资助我们办学的钱,我敢接受,就把这钱收了。收了以后,我叫财务处单独设立账目,说这是人家资助办学的,只能作办学用,不能用来发奖金。

  总之,有好多事情,即便与上级要求有些不符合的,只要合理,我还是敢做的。红头文件太严格,有些事情管得太宽,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改一改,我还是敢负这个责的。

  类似的例子,还有就是关于工资调整的事情。有一次,人事处告诉我,上级下文件,要调整工资,其中有一条规定是,某年毕业的就可以调,晚一年的就不行。这个政策下来以后,学校里许多教师有意见。

  那时候,大学基本上分为四年制和五年制两类。一般大学是四年制,重点大学都是五年制。按照这个政策严格执行的结果是:同一年的高中毕业生,重点大学毕业的不能调,一般大学毕业的反而可以调。

  我找人事处、财务处,问他们这样合理不?他们说这不合理又有什么办法?当时学校还有点钱,我说就用我们自己的钱发!他们说这个跟文件不符合,我说我来负责。后来也就这么调了。过了一年,上面又来了新的文件,和我们的作法一样。

  这是我们国家计划经济的产物,有些具体的事情,上面管得太死了。面对这些问题,我们自己不做点主也确实不行。只要本着怎样把工作搞上去,我们还是要敢于自己做点主!

  当然,这只是一些具体的小问题,是“个案”。在一些涉及全局的大问题上,只能根据上级的规定办,不可能自行其事。

  西电科大报:做这种事情,需要勇气和魄力,更需要领导有一身正气。当时社会环境怎么样?学校自身的情况怎么样?

  保铮:我做校长期间,一心想把学校风气搞正,不过有些问题上,限于环境和形势也有真没办法的时候。

  那时候社会上流行送礼,逢年过节得去火车站、民航、甚至是部里送礼,否则平时买票就难,办事就难。下面办事的同志就把这个情况反映到我这里,问我怎么办?我考虑到,不让他们送的话,今后事情会不好办。我说有两个原则:一是不能够太过分,我们不要搞得比人家特殊;二是学校内部一定不能够送,不许给校领导送,任何单位都不许相互送。

  再比如在住房问题、水电费收取、暖气费补贴等生活细节上,我都建议即便是校领导,也要照样收,不搞补贴。我始终认为,在生活方面,学校领导千万不要搞特殊,这些地方我们学校做得还比较好。

  西电科大报:八十年代全国高校改革力度很大,涌现出了一批快速发展的学校。当时,我们除了在科研、教学上下功夫之外,还采取了哪些措施?

  保铮:还有就是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,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。比如按照国家要求,派遣访问学者出国等等;此外,我们选了一些苗子,就是从教师里面挑选一批人,进行特殊培养。我记得那个时候,曾经在讲师当中挑选了8个年轻人,比如有梁昌洪、葛德彪等,进行重点培养。

  关于教学,我再补充一点。西军电对教学工作一直是很重视的。我在当校长期间,给自己立了个规矩,我说我不能离开教学,每年必须上一门课,这一直坚持到我离任之后。

  一个教师怎么能够讲得比较深一些、比较透一些、比较活一些呢?杨振宁主张要有洞察力,所谓洞察力,就是你要能够从复杂的表面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!教师要想做到深、透、活,就要通过科研,对问题深入钻研,从而提高洞察力。

  西电科大报:您担任校长的八年间,感觉学校发展最大的困难是什么?

  保铮:暂不讲建设师资队伍、提高学术水平等大问题。学校在维持正常运转中的问题就不少。比如说我们在经费方面就非常困难。后来我也检讨,我有点保守了,不敢去银行贷款。例如南区的地,我就没敢买。我往部里跑得相当多,大多是为经费问题。拿大礼堂的修建来说,上面突然下文件,说大礼堂不能盖了,可当时我们地基都已经挖了。我就去北京告诉部里,我们不是搞“政绩工程”的楼、堂、馆、所,学校确实需要这个礼堂,因为学校连开会的场所也没有,总算把它给跑了下来。

  还有,我们争取到的几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也不容易。ISDN是国家重点实验室,樊昌信教授花了很大力气,是先成立的,靠的是世界银行贷款。后来,国防科工委认为这些国家重点实验室作用还是比较大,应该在国防科技方面也建立一些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。

  为此,国防科工委和国家计委商量,计委也同意了,不过按照老办法,通过世界银行贷款是做不到的,因此,只好自筹经费。就这样,国防科工委通过逐步搞试点的方式,在航天、航空、舰船、兵器、电子等五个领域,各搞一个试点。电子方面的就定到我们这里了,这就是雷达信号处理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。

  因为没有世界银行贷款,国防科工委只能够给我们仪器设备的费用,其它费用则需要主管单位负责。当时,国防科工委给了我们700万仪器设备费,让电子部也配套700万解决场地问题。国防科工委支持力度很大,不但给足了700万仪器设备费,其中300百多万还是按美金给的 (当时外汇采取双轨制,“外汇额度”是值钱的),不过电子部的经费很久没有完全到位。

  因此,我们的实验室建设的人员和设备齐备以后,请国防科工委来验收,他们不同意验收,说要等我们的工作场地齐备后再验收。就这样,为了老科技楼的建设,我们只得不断跑到北京去,跑了很多趟,非常难。最后,总算因为有这个重点实验室在,终于把老科技楼建起来了。

  我们学校在电子部的那几年,确实很困难,经费很紧张;后来到了教育部,改善了好多。

  学校隶属电子部,在科研工作的开展方面却是有很大优势的,当时学校的科研项目许多来自电子部。因为一些主要的电子科研院所和企业也都属于电子部,学校与它们的关系比较密切。当时,学校与国防科工委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联系也很密切,这些都对学校的科研工作的开展起到大的促进作用。

  西电科大报:当时主要的困难就是经费方面的困难吗?与同时期其它高校相比,西电的长处在哪里?缺陷在哪里?体现在哪些方面?

  保铮:作为维持学校日常工作正常运转。经费方面的困难大一点。如果谈到学校的发展,问题就多了。如我们学校的学科面比较窄,我们的老专家也比较少。

  以改革开放之初为例。你知道那时候学校的教授、副教授有多少吗?教授就1位,就是胡征;副教授有15位,还是把我和樊昌信算进去的。我和樊昌信是1977年特批的副教授。我们的专家数量实在是太少,和其他高校不好比。

  但是我们有很多年轻的好同志,水平还是不错的。不过,因为学校过去在理论方面不是很重视,缺少论文。而评职称时人家要全面看,理论方面必须要有论文,我们的一些教师就是吃了这个亏。譬如,那时博士生导师是全国统一评审,我校在北京评审通过的博士生导师就很少。

  西电科大报:是不是那个时候,学校教师做研究、发表论文的风气不是很浓厚?

  保铮:相当淡薄。那时发表论文多一点的团队,只有肖国镇他们的团队。“一肖二王”,他们搞密码学和信息论,还是搞得不错的,在外面也是有点名气的。

  我自己发表论文比较早,这跟我的老师毕德显有关系。毕德显老师很早就叫我们写论文,我在1956年的时候,就跟他写过论文。上世纪六十年代《电子学报》试刊时,毕老师就叫我去投稿。因此,当了系主任之后,我就鼓励教师要搞科研,要将成果整理成文章发表。

  西电科大报:您鼓励教师写文章,当时是怎样认识这个问题的?

  保铮:我重视文章是由于文章的重要性。我们搞科研,不查找大量文章和资料、了解国内外动态,行吗?论文的作用是大家所认同的,将自己研究的成果写成论文发表是一种贡献。我主张高校搞科研既要出实际成果,也要出理论成果,理论成果主要表现在发表论文上。为此,我认为学校必须重视科研。

  当时我还没有认识到从事科学研究本来就是研究型大学的任务之一,只是认为,作为一名教师,提高理论水平是很重要的。

  我当教师多年,还是比较受学生的欢迎。实际上,我当教师的条件并不好。教师应该口才好,可我说话还有点结巴,我口才不好,板书也写得不好,这些是我明显的缺陷。不过学生比较欢迎我,说我讲得比较深、比较透、比较活。

  一个教师怎么能够讲得比较深一些、比较透一些、比较活一些呢?杨振宁主张要有洞察力。所谓洞察力是什么呢?事物的表面现象通常是比较复杂的,你要能够从复杂的表面现象看到它的本质,那就叫洞察力。教师要想做到深、透、活,洞察力是必要的,而且要教会学生如何提高洞察力。

  另外,有人说一个教师要给人家一杯水,自己得有一桶水。这一桶水是什么呢?我认为有两个方面:一是实践。因为我搞的是电子线路,光看书本是不行的,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。我在实验室工作了3年,实验和教学时间对半。我的老师毕德显培养我的动手能力,我自己也体会到这确实很重要。二是理论不能够只停留在现有的课本上。因为学生是初学,课本的理论不能太深,实际上相关方面的理论要深得多。教师如果也只停留在教科书的水平上,显然是不够的。

  后来,我就提出来了,作为电子线路课的老师,得有四门基础。一个是线性网络,一个是非线性振荡,再一个是随机过程,最后是半导体电路(当时主要讲电子管电路,半导体电路只是作简单介绍)。只有这样子,才有可能把理论教学搞好。我自己是这么想的,也是这么抓的。

  “以人为本”在高校的关键是建设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。学校必须通过一套有效的办法,把优秀的人才吸引进来。年轻人,只要方向引导正确,他们自己勤于学习,勇于创新,上去还是很快的。

  西电科大报:您刚才提到学校的学科面窄,面窄有没有优势?

  保铮:学科面窄,是我们的缺点,不过盲目扩展是不行的。我认为,我们学校主要应办出特色来。在电子信息方面,西电有一定的优势,要致力于优上加优,办出特色来。

  以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主办的学科排名榜来说,我们的几个优势学科排得还是比较靠前的,有的还位于前两名。

  在国内的高校里,军事电子领域我校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,我们和有关研究所的联系很密切,研究所对我校比较信任。

  西电科大报:类似的评审在1984年的时候好像也有一次,当时是分片评审的,对吗?

  保铮:有这么回事,我还参加了。不过那次是硕士点的通信与电子系统二级学科的评审,不涉及博士点,因为当时全国的博士点还不多。

  1984年的这次硕士点的通信与电子信息学科评审,全国共分为三个片:南方片、北方片和其他片。我是南方片评审组的组长。南方片包括东南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、南京邮电学院、华东工学院、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、南京航空航天大学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高校;北方片主要是北京和东北的高校;剩下的都是其他片,西电就在其他片中。

  这次评审的结果是:北方片第一名是清华大学,南方片第一名是东南大学,其他片第一名是西电。

  西电科大报:改革开放之初,西电生源质量很好,在西安地区的本科录取分数线常名列前茅,在全国也不差是吗?

  保铮:是有这样的情况。不过后来,东部发展越来越快,东西部差距越来越明显,这样的情况就少了。

  1984年,我刚刚招收博士生的时候,从中国科大、清华、上海交大都有来考我的学生。我们小小的电子所,光从中国科大考来的就有4、5个,现在反而没有了。为什么呢?我分析原因是:改革开放之初,全国高等教育水平都差不多,东西部差距也不是那么明显,生源流动性较大;西电在电子学科方面还有点名气。改革开放多年之后,东西部差距的发展,影响了我国西部高校的发展,好生源不愿意再到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来了。

  西电科大报:东西部发展差距还给学校带来了什么问题?

  保铮: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,我们人才流失的很厉害,直到1998年才逐步恢复,可以吸引外面的人才回来,许多优秀的博士毕业生也愿意留校工作了。我认为,现在是我校狠抓教师队伍建设非常有利的时期。

  西电科大报:您怎么看待当前学校师资队伍建设,以及国家整个的教育氛围?我校青年教师比例越来越大,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?

  保铮:我给学校领导建议说,高校“以人为本”关键是建设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。学校必须通过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,把优秀的人才吸引进来;当前更要把自己培养的优秀博士生留下来,还要使他们成长好。

  当前,国家在经济方面和外国比较,虽然量是上去了,但我们的质和发达国家是不好比的,在高教、科技方面就差得更远。

  我认为对青年教师要多鼓励,更要严格要求。要他们觉得自己还是很不够的,要努力上进。客观上还要有一定的压力,而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压力不大。我给年轻教师讲,你们评教授我从来未提反对意见,因为学校只能根据全国的大气候办事,大气候是什么样子,学校只好照样来做。如果学校来自立标准,非碰的头破血流不行。

  我有的学生毕业才几年,已评为博士生导师,还不到30岁。在美国有这个可能吗?这是不可能的。不过我给他说,你就是人家助理教授的水平,应该看到自己的不足,继续努力向上,这才是最重要的。

  一般说法是,25岁到45岁是人生当中精力最旺盛、创造能力最强的黄金时期。年轻人这时还是不成熟的,要抓紧这段时间努力提高自己,敢于创新,争取做出好的成绩。我觉得目前我们学校存在的问题是,不少年轻人上进心不强,教授当上了,已经满足了。当然有上进心的人还是有的,只是普遍来讲情况不太好。这与当前的机制很有关系,缺乏竞争机制,压力不大。

  西电科大报: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学校能够快速发展,当时的基本经验是什么?

  保铮:首先还是依靠了党的政策。改革、开放、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,提高了教师的积极性,学校取得快速发展,我认为这和把教学和科研定为工作中心是分不开的。改革开放初期,教师、学生都是从文革时期过来的,改革开放是一次新的解放,破除了许多压制知识分子的条条框框,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很高,学校普遍发展很快。现在情况不同了,青年人为70后、80后,没有上述的经历,实际上要建设现代化的发达国家,任务还很艰巨,要与时俱进做好工作。

  西电科大报:您对学校目前发展还有什么建议?

  保铮:人才建设方面还是要好好抓。当然学校领导也有领导的难处,比如淘汰制,就很难推行。不过我觉得教师队伍建设首先要把住进口关,新教师的进人要严。

  回想上世纪五十年代,学校基础非常薄弱,不过新进的教师都是从几所有名高校毕业生中挑选来的,都是那一届的优秀者。比如,前面说的吴万春、樊昌信,是北大来的;叶尚辉、谢希仁、汪茂光,是清华大学来的。我们自己学校留下的,也都是班上学习最好的。正因为那个时侯学校坚持这样做了一段时间,才积蓄了一批人才。他们在后面很长时间里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。

 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,我们是留不住人的,没办法,待遇太低。通常说:事业留人、感情留人、待遇留人。没有一定的待遇,一个月400块钱,能把人留住吗?不过现在不一样了,现在很多博士生都想留在学校工作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我们就要好好把住进人关。把人才队伍建设好,现在正是时机。

  西电科大报:您刚才提到很多有名教师都来自于别的学校,您是说外来的人优于自己培养的?

  保铮:广开门路,能够博采众家之长,那是好事情,不过也不能说本校的不行。我前面提到的那些名教授,他们确实都是从外面来的,不过本校毕业留校的同样也有很多出色的,早期的有吴大正、张以杰、戴树荪、王育民、王新梅、刘增基等,还可以举出很多。近年来,教育部评选“教学名师”,我校在前三届里各有一名教授当选,他们都是本校毕业的。所以,不是说自己学校毕业的就一定搞不好,我看还不是这样。相反,考虑到当前的形势,外招优秀毕业生很难,选留本校的优秀博士毕业生可能是建设优秀教师队伍的重要方面。

  西电科大报:非常感谢保院士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,能不能谈谈您对学校宣传工作的看法?

  保铮:那我就顺便提一点意见。我觉得宣传部要把学校的报纸、电视、网站办得学术气味更浓一些。比如我们获得的国家科技奖励、几十个新世纪创新人才,都应该好好宣传一下。现在我们宣传的气氛中,学术味较为淡薄。我看中南大学寄给我的报纸,他们刊登的学术动态的报道很多。他们得了什么奖,有了什么成就,都是彩色的,印的很漂亮。

  比如说“全国百优论文”,即便是提名奖,也不简单。一年全国有好几万博士毕业,要几百个里面才挑一个。提名奖也是百里挑一的。我们都应该好好报道一下。我总觉得,应该营造一个浓郁的学术氛围,使大家都向上走,现在好像都是在关着门搞。因此我觉得,学术方面的许多好事情把它登出来,能够对全校教师起到激励作用。

来源:http://www.xde6.net/view-24039.html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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